怀念一份报纸：《南方周末》

作者: 江淳

你可以不当记者，但是如果当了记者，你必须是个好记者。〈南方周末〉这样教育它的记者。于是，这份报纸一度成为了中国报纸当仁不让的精神指针。这是一个神话般的报业孤本。（来源：博客中国/江淳编辑）

在这个记者节，我们萌生了这样的念头——追踪寻访南方周末走向鼎盛时期的骨干记者，他们在南周的光辉岁月，他们的个人变迁，他们对时代与新闻的思考……以他们这个群落的历史，来述说转型期中国的故事和中国新闻的演进。他们虽然现在大多已不在南周，甚至有些已经没有在媒体，但是他们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符号意义，却历久弥新。而他们的困惑与尴尬，也逼视出性格与时代的矛盾。

作为与南周有着近似定位与追求的区域新兴媒体，我们无意于以此攀龙附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记，试图复制是愚蠢的。我们仅仅作为记者，以这些文字向那些优秀的同行致敬，并对个人新闻价值观，做一次提醒和梳理。

感谢10余位受访者认真回答我们的问题。同时，由于时间与资源的局限，我们遗漏了很多重要的采访对象，谨此致歉。

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

——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之一

《南方周末》前著名记者——现任《南风窗》总编陈菊红，写了一篇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离开》。在文中她这样写道：“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正是在这些金子般的日子里，一群追求理想的人，带着一张报纸，走入了中国新闻发展的黄金时代……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

“南周”记忆

１９９５年，这个年头是南周的第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南方周末》是一个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

但是《南方周末》又不同于一般的文摘报，渐渐有了一些大特写和纪实文学一类生猛的稿件。当时，它在严格意义上只有一个真正的记者，名叫朱德付。

朱德付，现任京华时报总编。自1988年中山大学硕士毕业踏入《南方日报》后，就一直在中国报界赶路；到《南方周末》，是他进入报界最初的一段履历。其后在《南方周末》“官至”编委、新闻部主任的朱德付日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当初进入“南周”纯属偶然。当时的“南周”还是一份娱乐化的文摘周报，报社当时安排几个年轻人进去，无非是想让其做得更娱乐化一些。谁知这些年轻人不安份，他们觉得在那么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里尽编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新闻”，很没劲。

“南周”的内容及作业方式就此转型，从过去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迈向一份自采自编为主的综合性新闻周报。跨过１９９５年的门槛，从此便开始了这金子般的日子，一群自称为“雅典公民”的新闻理想者，开始在“南周”旗下聚集。

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以其职业经理人的思维，将2001年前的南方周末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左方时代，北大毕业的左方是有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他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调。

第二阶段，游雁凌时代，即转型期。从一份文化生活报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发行突破100万，广告收入几千万。在全国形成了真正的影响力。

第三阶段，江艺平时代，即鼎盛期。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产品最成熟，广告过亿。《南方周末》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谭军波说，那些年，值得珍记的事件很多，如连载《文革十年史》一文差点令报纸停刊，发行过百万，90年代初扩版成功等等。

孙保罗，前南周主力记者之一，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这样的日子，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应该是1995年到2001年吧。在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里，那张总令人有点那么牵挂，或爱或恨的报纸，带着一群人改变了命运，也开始走向她的宿命。”

当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的时候，南周当年著名的法制记者郭国松正在北京给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演讲，“面对那些满脸青春如我等当年的年轻人，我忍不住给他们读了一段《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祝辞：《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郭国松说：“今天在这里读到这样的语言，我仍然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谭庭浩，1991年夏天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当时的南方日报社，历任《南方周末》“人与法”版记者和编辑、“阅读”版编辑，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谭庭浩告诉信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的‘南周’，更像一个家庭作坊，很有家的温馨。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南周’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毕竟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人而言，第一份工作就能够遇到一个没有人事纷争、能够畅快淋漓做事情的媒体，确实是种幸运。加之当时的《南方周末》，在中国还是一枝独秀，一篇稿子发出去，洛阳纸贵的时候很有个人成就感。”谭庭浩说。

中国新闻的黄金时代，就在这种氛围下——拉开帷幕。

人才聚集

“南周”转型期，也是“南周”人才大引进的开始。

1996年9月，“南周”扩版，报纸的稿源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周末》就通过招聘，欲将全国各地的优秀记者收归旗下。

杨海鹏，1999年被招聘入“南周”记者队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因‘南周’当时积累了一些资本，并要找全国最好的记者，所以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新闻人的大聚集。”

曾任一版编辑的方三文在“南周”成名之后，被他故乡福建武平的一个热爱《南方周末》的大学生称之为“巨大的传奇”。而方三文说，自己最初加入“南周”时，也有一个这样的“巨大的传奇”在诱惑着他，“当时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当时能进《南方周末》感到幸运和自豪。”

孙保罗加入的时间与方三文差不多。临上去广州的飞机，他被父母逼着吹了个头并且穿上了件西装，这身打扮更象“一个县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大家见了，露出忍俊不禁的表情。但是就是这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第一次到广州报到，沈灏用摩托车接上他，在五羊新城的小街里飞快穿过，到一家酒店聚餐。便很羡慕沈灏的摩托车，后来知道那是公家的。

孙保罗回忆说：“我还记得2000年新年的一天，开完周会，在报社的走廊上的公告栏里，我看到了一封信，信旁边贴着一个手工做成的扇面。信的大意是：我从你们的文章里知道，你们是一群为民请命，不畏强权，铁肩担道义的好记者。我知道你们经常面对各种引诱、压力、威胁，甚至是凶狠的报复，但是作为一个80高龄的老人，我尽管很想，却无法拿着武器跟在你们后面去保护你们，保护你们就是保护这个社会的良心……我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情，只能够在这个自己做的扇面上写下你们的名字来祝愿你们健康幸福。”

“在一排熟悉的名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站在那里，热泪横流，因为感谢上苍，我这一生终于有了可以值得自豪的最珍贵的奖励。”

比方三文幸运的是，孙保罗坐到了陈菊红的对面。“刚到广州的时候，新闻部办公室共五个人，陈菊红是唯一的女性，而我就坐在她前面。我在外面采访，有事找领导或者编辑，总是她先接电话。而这个人最后成为了我的妻子，现在成为我儿子的母亲。”

余刘文1997年10月份离开《成都商报》，谈及离开的原因，余刘文说，一是“个人感情问题”，其二是自己老想做大稿。他曾经花了42天采访，做了一篇《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引起的官司的深度报道。不过日报的生产流程显然不能经常让它的记者花上40多天去做深度报道。

到周末以前，余刘文实际上只看过两次《南方周末》。决定去是因为看到一个由沈灏、孙保罗、方迎忠等做的一个三峡截流的专题，标题是《美丽的三峡我的家》。“当时全国99%的媒体的三峡报道基本都是一个调子，只有南方周末说‘NO，我还有些其他的感觉和想法’。这种感觉俘获了我。”余刘文说。著名杂文家鄢烈山看过他写的吴宓的报道，给当时的主编江艺平说：“不错不错。”第一次出差回来，江艺平就拿来合同说：“签字吧，小余。”

比方三文、陈菊红等稍晚，李玉霄是1999年正式进入《南方周末》的。当1997年《南方周末》黄金时期开始的时候，李玉霄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而李玉霄对《南方周末》“感兴趣”，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特别是小平逝世那期，我的印象最深。”李玉霄说。

1998年毕业，李玉霄来到南方周末实习，1999年正式成为《南方周末》记者队伍的一员。

1988年，杨海鹏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年的老师，之后还做了4年的法官，在法院研究室工作。

由于研究室还有接待记者的任务，所以杨海鹏经常与媒体接触。

“我觉得他们写得还没有我写得好，待遇还比我高，所以我就进了报社。”杨海鹏说。1993年开始，杨海鹏到《上海青年报》做了四、五年记者，之后便参与创办《申江服务导报》。一年之后，加盟南周。“南周为青年的我带来很多欢乐，可以实现年轻人那种游侠梦，也包括我对中国形势的判断，这对以后我的生活有很大帮助。”

一个象征

提起“南周”这一时代，不得不提起的一个人就是江艺平。提起江艺平，老“南周”人总是不吝赞誉之辞。陈菊红在《离开》一文中写道：“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江艺平非常有才华，她和丈夫用文言文探讨国学问题，其文采和思想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但是她很低调，无为而治，每一个编辑记者都可以和他当面讨论稿件得失，甚至忙的时候她可以去当编辑的校对。”余刘文回忆说。

人们惯常称江艺平时期的《南方周末》为“江艺平时代”，李玉霄立即否定说：“不应该这样说，我们一般叫她江艺平老师，提起江老师，想到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她那种人格魅力，那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感染力。”

说起江艺平的亲和力，李玉霄举了几个例子，在电梯里，出电梯时，江艺平肯定主动让别人出去；在楼道里与江艺平面对面走过来，距离四、五米的时候，就会发现，她肯定有一个细微的“让”的动作。

至今一个细节让李玉霄清晰记得，在１９９８年实习的时候，李玉霄与从菜市场回来的江艺平相遇，江艺平拎着菜告诉李玉霄，《南方周末》决定吸收他进记者队伍。

另一个重要的人钱刚，时任南周副主编，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亦是“南周”一代人的精神支柱。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每个人都在自由烂漫的开放。南周人是理想主义者，也都是一些散漫的、晚上不睡觉的家伙。陈菊红在《离开》中写到：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

陈菊红为了编辑内部刊物《马后炮》一直工作到深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

“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陈菊红写到。

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出差，“我一年只有一个多月在广州”，方迎忠说。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氛围很好，但是也经常争论。尤其是半年业务讨论会上，经常拍桌子，不过一下来马上就好了。

“后来有人说南方周末派系林立，我不承认，《南方周末》只有阳谋，没有阴谋。”余刘文接受采访时为自己曾经的团队正名。

之二

他们的新闻时刻

朱德付：6年追踪刘秋海事件

朱德付是《南方周末》从一张娱乐小报转型为新闻周报的第一个记者。就是这位“第一个记者”，在南周的岁月中创下了诸多当时新闻界乃至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他操作过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桩新闻报道“刘秋海事件”（前后跨度6年），他离开南周后其他记者还接着进行了追踪，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说他是“为民请愿第一人”。四万多字的长篇特稿《寒梅苦争春》，在两个月内连续刊发完，这在当时的中国报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南方日报》在国内首开新闻连载之先河，以《我不是一个坏女人》为题在25天时间内将这篇特稿与《南方周末》同步刊发。一时间，引得南方甚至全国洛阳纸贵。

谭庭浩：“人与法”成了“第二个头版”

谭庭浩初入南方日报社，适逢《南方周末》由4版扩至8版，于是，与同期入驻的新人一起被派往了南方周末，“那时的《南方周末》还是一份文化性、副刊性很浓的报纸，‘人与法’是扩版后新增加的版面，决定尝试一下自己专业外的领域，就选择了做‘人与法’的责任编辑。”

谭庭浩与陈朝华其实是轮流做编辑和记者，名字写前面的，才是当月真正的责编，另一个则在外面跑新闻，下个月二人轮换。90年代，法制报道开始在中国呈星星之火，当时《南方周末》的“人与法”，也多是“一些男盗女娼的故事”，可读性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就是这个第五版的“人与法”，被做成了当时“南方周末的第二个头版”，

1995年下半年，“人与法”版出现了后来颇有影响的“西窗法雨”栏目（第一二期名为“西窗法语”），每期一文，一直到1997年4月11日才最后结笔。“文章作者‘一正’并不是我，而是当时中山大学法学系的一位年轻教授，他是学西方法律史的。”以西方的法眼看中国的现象，对那个时代的法律意识有很好的社会启蒙作用。不久，花城出版社就将“西窗法雨”结集成册。

余刘文：很多黑暗超出我的想象力

到《 南方周末》后不久，余刘文就扳倒了昆明恶霸孙小果。孙是昆明黑社会的老大。强奸轮奸案发后被捕。他的势力太大，养父母都是市、区公安局的主要领导，亲生父亲更不得了，在军界位高权重。这样的背景下，具体办案的警察很难熬。如果不是南方周末进行了报道，案子很可能办不下去。采访非常难，昆明市检察院一些负责人很抵触。最后所有内幕捅开以后，他们都锒铛入狱。原来他们帮孙小果修改了年龄，以未成年为由只判了三年，而就在判刑以后，孙依然开着军车和警车到处为非作歹。

在1998年5月南周新闻部内部刊物《马后炮》上，余刘文如此叙述他当时的险象环生：“ 我被告知，孙小果的同伙尚有七八十人漏网，不知所踪。这条消息很快在市公安刑侦支队得到证实。

我当夜没法入眠，满脑子是孙小果那帮漏网“兄弟”，他们隐匿何处？也许就在身边。昆明的同学说昆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白天小平管，夜晚小果管”。就这样到了12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简直要命，这个电话接不接？也许对方就在楼下。我最后还是麻着胆子把话筒摘起来，甚至连台词也想好了，只要对方威胁，我就说‘你们这下真正把新闻做大了’，结果电话里传来娇滴滴的一声──‘先生，要不要服务？’”

还有一篇《生者》给人印象也很深。四川泸定县某乡的一个派出所民警赵林，在街上开枪射杀9个村民。9个人里，70岁以上的两个，50岁以上的四个，孕妇一个，青壮年只有两个。起因很简单，杨家在村里杂货店里欠了600元钱没还，双方发生争执。杂货店老板就找来赵林帮他出气，赵骑着摩托车来到正在赶集的街上，用手枪对杨家人进行点射。被射杀的9个人中，只有一个杨老太太手中握有一块沱茶，其他人空无一物，但是四川某些报纸居然报道说，当地执法环境恶劣，民警开枪是不得已。

余刘文前后去采访了两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已经有招呼不准报道了。于是没法正面报道案情，而是以报道事发后的死者余孤的方法，写出了这篇叫《生者》的报道。赵林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余刘文说，我见过的黑暗确实太多。即使这样，有些事情仍然超出你的想象力。

郭国松：“买我的人头”绝对是谣传

在郭果松的职业生涯中，让他最感压力的一次采访是在山西运城遭遇的。因为报道假渗灌问题和当地政府报复《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的事件，他曾经连续5次去山西运城采访，一次被人跟踪到所住的运城大酒店，监视其行踪。另一次是高勤荣案件开庭时，郭果松被挡在法院门外，后来，当地某要害机关的人士几次打电话给郭，说是要抓他，让他赶紧离开。他说，凭什么抓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见郭果松坚决不肯离开，他又打了几次电话，其中一次口气很严厉地警告我：“在这里，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不敢做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坚持到庭审结束，才与北京来的律师一同离开。后来，为推动高案的解决，郭果松又秘密去了运城一次。

郭国松说，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新闻界至少有两个知名度很高的记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有人要出20万或者50万买他的人头。我对这种说法一向嗤之以鼻！身为记者，一切行踪都是公开的，住在普通居民区，又没有保镖，手无束鸡之力，如果真有人出此恶招，哪里用得着几十万？所以，我虽然确实有过被威胁的经历，但我从来都是一笑了之。

孙保罗：我在贵州被“斩立决”

在加入《南方周末》前，孙保罗便因“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后因腐败而入狱）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说，有人说我在贵州的报道与权力对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是夸大了。我所做的不过就是按照调查性报道的方式做了几篇报道而已。刘方仁被激怒，主要是我做的《贵州现象》、《让混混干部也下岗》，文章里把贵州基层政府机构的臃肿、低能、无为的情况暴露得很彻底。所以他们给我扣上“破坏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破坏贵州改革开放形象”两顶大帽子。他们给我的打击报复是摧毁性的，到周末前我是某中央级通讯机构驻贵州分社电视社的新闻部主任，被“斩立决”，扫地出门。他们甚至派人沿着我曾经采访的线路，调查我的黑材料，如果有问题就要“办进去”。

孙保罗还记得他和郭国松到长沙采访传销大本营，被一群狂热的传销人员围堵在出租车里，高喊把假记者拖出来。他们报警，可是对方让他们找当地的警方报案，而他们可以看到穿着警服的人就在包围的人当中。尽管电话已经被挂断，他们还在大声装着通话：“防暴队已经出动了？到哪里了？”

这些经历给孙保罗的感触是：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天职时刻提醒他们站到另外一边去谨慎地注视着权力世界，而当他们真正像发出质疑的喉声时，却可能被失控的权力之手捏住喉咙。但青春和热血可以把这种危险的斗智看作刺激的“冲浪游戏”。一代人乐此不疲，引以为豪，造就这张报纸神话一样的孤本。

方三文：谁说城市没有贫民窟？

方三文接受采访时很低调。他说，惊险和传奇在我采访的经历中从没出现过，尽管我也很希望它们出现。至于难度，倒是始终存在的，找不到核心消息源，找到消息源他不肯说，这是最让人苦恼的。

而事实上，无论是蒲田游医、广州火车站整治等调查稿件，还是追踪民工潮、福建因学费上涨而上不起学的同胞姐弟、可可西里野牦牛武装反偷猎队的报道，方三文都为读者留下了揭露邪恶、关注弱势群体、为弱者代言的深刻印象。

就在城市市长们宣称城市没有贫民窟的时候，方三文在对北京郊外大都市边缘人群进行真实细腻的描述后，发出了“这是不是贫民窟？”的质问；就在一些“专家”为教育产业化鼓吹的时候，一篇《两份沉重的录取通知书——学费上涨的背后是什么？》引人深思。

赵世龙：我是那只跳得最高的跳蚤

现在国内的新闻界，是十个手指捂跳蚤，谁跳的高，就捂谁。赵世龙可能是跳得最高的跳蚤之一。正是这只跳蚤曾经爬上过三峡大坝亲手摸到了大坝裂缝；曾经登上洗脚城楼顶进行偷窥式采证；曾经潜入地底，趟过南丹矿难中无边的大水；曾经揭出了“长州戒毒所强卖戒毒女为娼案”的天大丑闻。

赵世龙回忆说：“为了写《三峡大坝开裂》，我爬上三峡大坝。当时的三峡公司领导班子正要换届，而三峡大坝出问题是上一届就出了。所以当时我去之前，三峡公司就已经有了一个新闻吹风会。就是说假如若干年之后，三峡公司出了事情，那也是上一届的事情。我去报道这件事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谈过三峡的事情，说三峡的事情不能出问题，三峡工程是关乎千秋的大事。我当时把握到了一个大的走向。所以才能报的出来，报出来没有捅什么大篓子。”

“《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那是我自导自演的。当时我想，要揭黑就要揭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

“记得当时我光着膀子在某洗脚城楼顶上拍了三天三夜，终于让这起丑闻曝光，确定203名考生作弊并被取消高考资格，嘉禾县各类教育全国统一考试考点资格被取消，包括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教育局长等19人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或给予行政处分。”

李玉霄：灾难记者的生命意识

由于鸡西矿难、焦作录像厅失火事件等重大伤亡事故的报道，人们谈起李玉霄总喜欢用“灾难性报道记者”来称呼。对李玉霄的工作，南方周末副主编钱刚曾说：“别人写死人人数十从政府报告里面抄的，而李玉霄是自己去数尸体数的。”

但是李玉霄认为，自己对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的报道是巧合，不是可以偏向这类稿子，对于曾经作过的报道，李玉霄自己的评价是：“还行，还能放得住。”

在李玉霄认为，对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的报道，一是要贯之以南周理念，即对生命的珍视，其次就是要对事故的原因进行推究，找出偶然中的必然。

李玉霄印象最深的是对焦作录像厅的报道。焦作的一个录像厅在放黄色录像时将卷闸门锁上了，结果由于暖气燃烧失火，７４人全部被活活烧死。

“事故发生后清理现场，一开门，呼啦啦一大堆烧焦了的人骨头向门口扑倒而来。”李玉霄回忆说：“这些人是在找出路。这种失火，人是可以跑出来的，但是因为是在放黄色录像，所以老板只有锁门，结果没有人活下来。”

李玉霄发现，死者中大部分为民工，所以他的采访就从录像厅转移到民工工地上了。他给一些民工扛行李，到工棚里陪他们聊天，了解了民工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一面。一些刚到城市打工的民工，由于没有住处，只有花两块钱去看录像，还可以在里面睡觉。

并且，李玉霄发现这个录像厅用的椅子时当地开人大会议退下来的旧椅子，这个录像厅老板与当地政府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方迎忠：凌晨3点是拍片子的最好时间

方迎忠在《南方周》6年，几乎没有光明正大的对着采访对象去拍，都是以偷拍为主。他说，我们常常都是被新闻封锁的对象，几乎没有用过正式记者证去采访。比如洛阳大火案，方迎忠和李玉宵联袂出手，但是各做各的，不在一起住，也不一起采访，怕的是被当地有关部门一锅端。拍完以后，不敢去冲印店去冲。

在河南采访艾滋病村，到上蔡县一个村进行调查。村里封锁得很厉害。采访了两三家，匆忙的拍了一些片子，翻拍了一个死亡名单，就听说村干部追过来了，要抢相机。方迎忠与文字记者一通猛跑上车，才脱离险境。

“朔州假酒案，我们是最早报道的。大年初一，山西一个朋友告诉了我这条线索，我拉上郭国松一块去。从太原再到朔州要过一个大山，下大雪，非常冷，零下几十度，车差点翻到山底去了。到朔州后，没有地方吃饭（春节饭馆关门），没有地方睡觉（都满了）。当天拍完就返回太原。大年初四，独家报道出来了，震撼非常强。”

6年下来，方迎忠最大的体会是：重大事件发生后，不能睡懒觉，凌晨3：00—4：00是最好的拍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封锁没有那么严，容易进入现场。几个空难和洛阳大火案都是这样拍到的。

之三

我们是“雅典的公民”

一份报纸的价值观是怎样形成并固守的

我们试图为整整一代的“南周”的记者们画一个群像。这批“南周”的元老们曾参与缔造了这份报纸上世纪90年代后至本世纪初的辉煌。

在一纸风行20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与“自由而又负责”的新闻界理念最为接近的记者群。一位在2003年离去的“南周”人说：“我们本是雅典的公民”

如果探究处于上升期的“南周”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处，我们能够发现，在每一个“南周”人的心底，事实上都有着一座圣殿，它以宪政精神为基座、公理道义为立柱，并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俯瞰和关照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那是他们的纪念碑，无论离去的，还是健在的。

侠客、扒粪者、揭黑记者、代言人、青天……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简单的词汇来概括他们的精神气质。

自由的灵魂

从1995开始，《南方周末》聚集了一群中国最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你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纸上，你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灾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着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尹鸿伟在“金三角”屡次遇险。

这样的孤胆英雄的故事在“南周”已经有了太多太多。不做歌功颂德的伪劣报道，高度警惕权力和市场——这些理念正是《南方周末》的灵魂。

南周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是否会造成这些南周人不肯妥协现实的冰冷逻辑？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和这张报纸可能更应当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郭国松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写道：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理想可以被视为一种高度、境界，没有理想的人就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直到现在还很关心这个媒体和当初的那些记者。

职业新闻人

郭国松说他反感一种类型的记者，并且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和他们归为一类。

郭国松说：“我不是揭黑记者。我只是一个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或者说是在法律报道领域有所专长、有所思考的记者。”

另一位记者孙保罗则用“职业新闻人”来定义和当年自己并肩战斗的兄弟姐妹们：在我看来，职业新闻人至少具备这些特质：自由的灵魂、独立的智慧、职业的信仰、专业的手段、生存的技能、平和的心态。这些特点可以使他们在媒体进入产业化时代，既保持对资本运作的不排斥的专业态度，还可以坚持新闻人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尽管总是在剧烈的冲突中。所以可以称得上职业化的新闻人，对其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是将自己定位为时代的单纯的记录者，还是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代言人或者是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赵世龙，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有些记者喜欢把自己带进新闻，他们是好记者，但是我要说他们不够职业。我去采访商洛艾滋病人的时候曾经给过钱给那些家庭，但是我后来不这样干了。因为我只是一个记者，我不可能仅仅通过给钱的方式来解救所有的家庭，我的职责是，把这件事情忠实记录下来，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钱，这本是国家应尽的职责而不是记者的职责。

当有人问赵世龙，为什么你在当年报道〈〈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时，在一家洗浴城的楼顶蹲点三天三夜，将考生们作弊的事实拍摄下来，而不去及时制止和揭发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了出名？

赵世龙举了这样的例子：一些美国国家地理的记者去拍摄非洲的狮群围攻羚羊的场面，这些人其实都是带着枪的，但是他们就是那样很冷静的拍摄着狮子活活的把羚羊咬死的场面，为什么？他们后来说，我们不能破坏这样的场面，因为我们拍摄的是自然的场景，如果开枪，那么我就破坏了这样的生态链，我在湖南拍摄考场作弊案一样的道理。如果我破坏了这个多年来形成的科场生态链，那么就坏了大事了。要揭黑就要揭的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想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的。

平民精神

“《南方周末》的记者大多是小城镇出身，都是苦孩子，对普通人有深深的同情。”这是杨海鹏对‘南周’大部分记者的描述。

曾为南方周末首席财经记者的外滩画报主编陈涛也曾说，《南方周末》曾经的一批记者往往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出生于农村或者小城镇，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过不幸的童年。

也许，正是这样的出身是成为《南方周末》“为弱势者代言”立场形成的内在原因但显然，这还不能完全概括他们的共性。

余刘文说：我是江西农村人，我的出身使我对底层人有天然的亲近感，但是不幸的童年我不认可，我的童年是金色的。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主要还是长大以后受到的教育和熏陶。80年代是一个思想非常解放的时代，一些国外的哲学思潮和理念涌入中国，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影响很大，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对社会的批判立场和新闻创造力，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萌芽。从新闻的渊源来说，受中青报《冰点》的影响很深。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采访对象的认可与尊重，也很看重内部的评论，因为大家都是高手。

不过赵世龙认为，自己并不具有“小城镇人”的特点。他说：我出生在小城镇，但是在长沙长大，我们家还是华侨，我伯父在海外，我们家在1947年就曾经花了3000银圆在长沙买了花园洋房。我小的时候上的是长沙最好的小学。父亲被打成中国最早的右派后，我们家也没过过苦日子，伯父常常寄回来侨汇券和港币，拿着这个我们可以在友谊商店买到一般人买不到的东西。

“南周气质”的养成，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些本身气质比较弱的人进入这张报纸，也可能会在气氛的熏陶下加强这样的气质。这种场的效应实在是太强了。

余刘文回忆起“江艺平时代”的南周：南方周末的很多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从左方——江艺平——钱钢，都秉承“可以不说话，但是绝对不能说假话”的报训，以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平民立场，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定要想到那些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民，而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周末的这种价值观非常强大，每一个人都高度认同，内部也经常有争论，但是不是观念之争，不是意气之争，只有方法论的争论。采访中见过的黑暗太多。不过见过的黑暗再多，也不能改变个人的价值观。南方周末的记者都有一种大爱在支撑自己——我们为什么愤怒，我们为什么担忧，是因为我们对人，对百姓有一种爱。正是这种爱，让我们对很多事情保持批判态度。

入世情怀

对于《南方周末》的这段辉煌，朱德付说：他和他的同伴们根本没有预想过。

他说，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尽自己的努力做一个真正记者，把自己置于普通百姓的视角，通过记录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来记录时代的变迁，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法治。没想到会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爱，以至于后来有人称《南方周末》为“良心的象征”。

谭庭浩说：“《南方周末》是一张有使命感的报纸。90年代，我们并没有类似于现在‘深入成就深度’之类很明确的口号型理念，当时社会对南周的定位就是正义的代言人、一份敢说话的报纸。其实一份报纸，不是要张扬地戴着标榜正义的帽子四处行走，而是记者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有一个自身关于道德的判断。无论南方周末如何转变，已经成为一种团体文化的理念，是很难改变的。”

90年代的《南方周末》，象征的是一个侠客形象，但伴随着社会发展，读者要求的提高、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现代理念的多元《南方周末》需要顾及的报道题材，不能再如同以前那样仅仅基于自身对道德的判断。

谭庭浩认为，任何媒体都得在框框里做事情，但空间终是在扩大的，即使偶尔的约束或者倒退，也只是暂时的。

“那时候，每到交样（样报）的时候，我也会很紧张，怕毙稿呀，被毙了就得重新找稿组版，但通过的比枪毙的多这是自然。”他同时意味深长地説，有些时候，为了报纸或者稿子的生存，必须舍弃或者退让一些东西，这是所处环境所驱，也是对“敢说话”与“会说话”的考验。

“会说话”非常传神地概括了《南方周末》记者们的“业务功底”。

郭国松说：南方周末的记者们经常要面对的，准确地说并不是所谓“社会黑暗势力”，而是一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或者因素。所以认为《南方周末》和我们那一批记者都梁山好汉，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如果南方周末和记者们仅仅是‘社会问题狗仔队’，这个媒体以及那些振聋发聩的报道，又是如何能够引起交响乐般的共鸣呢？这些共鸣者既有草根阶层，也有知识分子、治国阶层——其中大部分属于‘先富起来’的群体。”

余刘文准确的概括了南周所赢得的读者群：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教育的群体是我们的中坚读者，他们认同我们对很多普适价值观的描述。

郭国松说：如果认为我们过去的报道手法“妨碍了我们在建设性方面的努力”，那么，什么样的报道是“建设性”的，什么样的报道是“破坏性”的？是不是所有暴露问题的报道都是“破坏性”的？所有表扬的报道都是“建设性”的？美国政治家詹姆斯.麦迪逊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注意到共和政府的性质，我们就会发现，监察的作用体现在人民对政府而非政府对人民的监督上。”撇开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可以作出一个这样的判断——在任何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上述观点都具有“普适”的意义。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媒体总是盯着政府和官员，以及他们身上所发生的问题。

他进一步阐释道： 我想借用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问题，中国的法治社会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遗产，结果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是3000年历史的遗产，不会轻易被消除。这当然又是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通过那些典型的个案，解读制度层面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这种问题的对策，使得我们能在制度设计上，尽最大的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之四

理想主义者的后南周时代

有聚就有散。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为种种原因，原《南方周末》的一批主力记者逐渐选择了离开。到2002年，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在这份报纸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了。

《南方周末》依然是《南方周末》，一批新人在为它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但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们已经谢幕。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当聚光灯亮起，他们的身影闪烁其中。他们此前的记者生涯虽然也常常直面残酷现实，但是这份报纸却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做梦的舞台，在文人和侠客的想象中超越现实快意人生。

离开了《南方周末》，在比新闻更加坚硬的现实中，他们能做些什么？

从记者到总编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依然在做媒体。凭借在“南周”积累的才干与名气，他们获得的操作空间显然更大了。其中一些人显然已经功成名就，成为报业中举足轻重的诸侯。

朱德付1988年离开《南方周末》后，参与创办了《南方都市报》并任副主编。后来与昔日的工作伙伴、好朋友谭军波一起进京，参加创办了人民日报属下的《京华时报》，如今的《京华时报》俨然成了北京报业市场的主流力量。朱德付毫不掩饰“南周岁月”对自己现在的影响，他说，由于在广东学习和工作了多年，岭南文化那种求真务实、不尚空谈、勤勉刻苦，以及纯粹的商业精神让他受益良多；还有南方报业集团鼓励创新、崇尚正气、激赏才华的集体氛围也是在北京办报时的精神财富。

沈灏，这个看起来比较腼腆的北大才子，则已经成为著名的《南方日报》集团“21世纪报系”的发行人，笑傲江湖。

谭庭浩于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徐列，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将这份刊物在不长时间内操持得有声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