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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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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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绩。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写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 (我也发现,很多中国人是非常难发现别人比自己好的,自己有点儿成绩就沾沾自喜,一副坐井观天的傲慢样子,而看到别人比自己漂亮就说人家是整容的化妆的PS的,别人当了明星就说人家潜规则,人家做生意赚钱了就说人家不是伤天害理就是走了狗屎运,总之就是不承认自己技不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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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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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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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 今天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苦难,除了我们自己未能尽到责任以外,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包袱是很沉重的,这正是所谓前生因,今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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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族的缺乏朝气,我们有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性格,我们自己应该负起责任?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训练他的探员,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这种心理状态用于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地有这种类似情况: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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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横的切入。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对古老的中国来说,应该是越早切入越好。这个大的冲击,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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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只会找出借口,用“不合国情”做挡箭牌,使我们有很好的拒绝理由。甲午战前,日本人到中国海军参观,看见我们的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面,就确定这种军队不能作战。我们根本不打算建立现代化观念,把一切我们不想做的事,包括把晒在大炮上的衣服拿开,也都推说“不合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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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故事,美国有家公司,派他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到欧洲考察,考察了几个月回来之后,向他的公司当局提出一份报告。报告上说,欧洲无论在技术方面、管理方面,都非常的落后,比不上美国。这份报告大概写了一两百页,呈送到董事会,董事会立刻通过一项议案,把这个职员开除。董事长说,我们教你去考察的目的,是教你发掘欧洲的长处,不是教你发掘他们的短处,我们的长处用不着你发掘,不需要你提醒,我们需要的是了解他们比我们强的地方,需要发掘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才可以改进,我们不听自我歌颂的声音,这种声音听多了,会使我们麻木陶醉,会使我们的产品品质降低,会使我们的公司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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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念被这种悠久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势力,一天天地摧残,简直几乎泯灭,对中国人的影响太大了。中国人的自尊心没有办法保留完整,假如说有保留的话,也只有如鲁迅先生说的阿Q精神,那就是只好在情绪上满足自己,而不能在真正内心上获得充实。我想情绪上的满足和内心上的充实,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我到你家里拜访,看到你的房子这么漂亮,主人学问这么高,我佩服你,羡慕你,回去之后我会想,我要努力工作,有一天我要像你一样,有那么好的学问,住那么好的房子。假如我走出房子就说,住那么好的房子,谁知道他的钱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希望他明天就一场大火,烧个精光(笑声)。我们民族心理上长期受到压制,只好用这种情绪,使自己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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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迦太基对抗罗马,到最后几乎全国皆兵,可以说是一面哭一面打,最后还是被罗马消灭了。哀兵不见得获胜,多难也不见得兴邦,而是说,多难必须恰到好处的时候,才能兴邦(笑声)。而中国呢,就是太多难了,所幸多难还未多到把我们消灭的程度,但是已经多到使我们失去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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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官场是一个神秘的社会层面,官场有特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他不效忠皇帝,皇帝换了,他还是做他的官(笑声)。他也不怕国亡,亡了国,只要你给他官做,他还是做他的官。于是花花世界,只不过是官的发威场所,自然形成了官官相护,非常复杂的关系。往往一个人在当官之前,跟当官之后,变成了两种人。这句话本身是不合逻辑的,只能说一个人的官性太兴旺的时候,人性就消灭了。他没有人性,而只有做官的官性,必须等到有一天他退休了,人性才能回复(笑声)。因为官场的存在,使得中国对于做事的方法,有特别一套,使我们文化发展的轨道,经常脱离方向。
美国有错误、有偏失,但是美国有改正错误的能力。可是,我们中华民族,却没有这个能力。长久的崇古,不求上进,保守,使这个能力丧失。 每一个想要突破的人,最后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商鞅的下场,是车裂,是五马分尸,儒家学派也常常宣扬这些改革人的下场,阻吓中国人进步(笑声)。历史上最好的一位改革家王安石,他的道德学问和工作能力,无懈可击,可是他的改革却遭到那么大阻力。像张居正,他的遭遇跟商鞅一样凄惨,他刚死了之后,家就被查封,他的儿子活活饿死;一直到康有为的戊戌变法,都不能成功。儒家学派有一种说法:“利不十,不变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利益,绝不可以改革,这种观念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进步、不能强大的最大原因。任何改变都没有十分之十的利益,只要有十分之五点五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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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太多,贫穷太深,官场太厚,竞争太厉害,这些原因使我们中国人呈现一种现象:就是脏、乱、吵,和永不止息的内斗。中国人讲起话来,来势汹汹,使我们丧失了礼貌。中国人比较忧虑,总是充满了敌意,非常担心自己的利益。于是我们成天惶惶然,为了自卫而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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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太聪明,太聪明的极致一定是太自私。凡是不自私的行为,不自私的想法,都会被讥笑为傻子。中国人不够宽容,凡是一个人心情厚道,宽恕别人,赞扬别人,就会被人骂作傻子。人家打你的脸,你竟然敢反抗;人家违法,你竟然敢据理力争,你就是傻子。一件冒险的事,既不能做官,又不能发财,你去做了,大家当然说你是傻子。我觉得一个中国人必须多少有一点傻子的心情,然后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得救,不然的话,就会像印第安人一样,日渐没落。有句俗话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可见得人不自私的话,就会被别人认为不可救药。我们能不能够从自己开始,不要靠政府,也不要求别人,只是从自己做起,做一些世俗认为的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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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为什么来侵略我们?只怪中国不争气引诱他动手。我觉得我们应该自救,自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自己的缺点,假如不知道自己的缺点,整天去想得意的事,恐怕有点像贾宝玉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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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来,君焉臣焉,贤焉圣焉,都在浑浑噩噩混日子,可能根本没有一个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殖器是不道德的。中国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这种敢想敢讲的灵性。皇帝有权杀人,他就是“是”,不要说割掉几个男人生殖器没啥了不起,就是杀掉千人万人的脑袋,也理所当然。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给我官做,你干啥我都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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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个乞丐施舍,朋友告诉他,该乞丐不值得施舍,因他品格之坏,固闻名莫斯科者也。托先生曰:“我不是施舍给他那个人,我是施舍给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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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犯了法,当然应该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认为他不是东西,走上去拳打脚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还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块钱,还有人格呀?还敢乱叫呀!”这应是吃人的野蛮部落的事,而不应是现代化中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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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种产品。因精神衰弱,做贼心虚,所以处处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怕不能占便宜,所以才处处都要“只我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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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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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上,侠义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傻子”,或尊之为“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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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分子连可能有瓦片掉下来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了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难免生气,生气难免要嚷嚷,嚷嚷难免有祸事。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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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崇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可是再优秀的细胞都可能堕落成致命的癌,灵性有时候也难免堕落成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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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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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思难解的是,奴性在中国何以不能断根?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几项传统:其中给女人缠小足、阉割男人和体罚,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严禁体罚,是它所作的少数正确决定之一。想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竟面临挑战。问题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脑髓的人,才会身怀绝技,把羞愤硬当作荣耀。有英勇好战型的人不足奇;有吕诲这样的人,有甘于“排队打手心”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危机。如果这种羞辱竟能变成荣耀,则世界上根本没有荣耀矣。被羞辱而又其乐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马虎眼,包藏祸心,再不然,准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
一个没有高贵情操的人,永不了解别人会有高贵情操,也永不相信别人会有高贵情操。“好事之徒”、“爱管闲事”、“别有居心”的毒箭,早就上了弦,只要对方有助人一念,乱弩立刻齐发,见血封喉。呜呼,中国人似乎仍停留在林木丛生的山顶洞时代,身上穿着刺猬一样的甲冑,只露出冷漠猜忌的两只大眼,心神不宁地向四周虎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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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夫,太多的中国人,身上都是倒刺,肚子里全是仇情敌意。爱国之士最喜欢自诩中国是礼义之邦,我想仅看纸上作业,古书上倒是说过,中国确是礼义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的礼义却停顿或倒退在一片蛮荒阶段。如果不能实践礼义,再写三千万本书,再写三千万篇文章,蛮荒仍是蛮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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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罄尽,是非标准,颠之倒之,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惟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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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绝对看不到人情味,而只看到势利眼──冷漠、残忍、忌猜、幸灾乐祸,天天盼望别人垮,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而如醉如痴,而如癫如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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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恶棍连咳嗽一声都不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说“不敢”,只好说“不屑”),对“贤者”却挑剔个没完。人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也是一种会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动物,努力挑剔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成了虎豹豺狼。于是乎,存心坏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永没有人责备他,不但没有人责备他,遇到“德之贼也”,还原谅他,猛劝责备他的人适可而止哩。而力争上游的朋友,反而永远受不完的抨击。这种“责人无已时”的毒牙,只有一个后果:逼得人们感觉到,做好人要比当恶棍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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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和这么融入骨髓。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也多少都有点自私,但同样地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牢不可破。这话听起来有点愤世嫉俗,说出来也觉得危机四伏,可能惹起爱国裁判大怒,乱吹哨子。不过理是应该说的,不是应该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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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盖在中国社会,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专门培养这种水手本领,责备起人来,如果不用胶布赶紧贴住他的嘴,他的丑话就永远没有句点。再加上摇头摆尾,挤眉弄眼,就更勇不可当。可是你要请他老人家赞扬一位他最佩服的人,他准张口结舌,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有谁值得他赞扬的,即令有人值得他赞扬,他也想不出用啥话去赞扬。
一切绝症都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爱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当然啦,抬起杠来,不但其中有爱,而且爱还多得受不了。不过,“忠”、“恕”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浓些,爱的成分似乎淡如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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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似乎害着翘尾巴疯,一谈到美国,尾巴就翘起来曰:“美国的文化太浅!”(也有说“没有根基”的,也有说“没有深度”的,反正他们那玩意没啥。)美国文化是不是浅,是另一个问题,即令他浅啦,我们才更不好意思。好像书香世家的破落户,披着麻片,蹲在破庙里,仰仗着别人残茶剩饭过日子,却号曰:“俺祖父大人当过宰相,他祖父大人不过是一个掏阴沟的。”不但不满面羞愧,想想自己为啥穷,反而洋洋得意对方出身不高。呜呼,真是奇事处处有,只有中国多,这句话应该是别人挖苦我们,而且谁要是这么一提,都得打上一架!现在自己却往外猛冒,实在是虚骄过度,一时转不过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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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复兴之快,真是可怕。中国同胞研究他们所以这么快爬起来,发现了很多原因,若马歇尔第四点计划焉,若韩战焉,若他们的工业基础焉,听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复兴都是靠的运气。呜呼,大家似乎忘了一点,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好像一个三头六臂的好汉,冬的一声被打晕在地,等悠悠苏醒,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仍是一条好汉。而我们这个三期肺病的中国,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不可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伟大的喷嚏,流出伟大的鼻涕,有人劝我们吃阿司匹林,我们就说他思想偏激、动摇国本,结果一个倒栽葱,两个人都架不起。 提起来效法别人,脸上有点挂不住,大丈夫固应该顶天立地,轰轰烈烈,让别的小子又羡又妒。问题是,这种场面,在汉唐之时,确实是有的,可是时背运停,洋大人纷纷崛起,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赢,只好往事如烟。现在惟一的办法只有学学他们那一套,而且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再伟大的民族,当他没有灭亡以前,他是从没有灭亡过的,而该民族在绝种以前,也是从没有绝种过的。然而他们竟灭亡啦,也竟绝种啦,是虚骄之气塞住了尊眼,迷糊了心窍,对内在外在的危机,有一种叶名琛先生式的情意结,认为危机根本不是危机,于是乎危机兑了现,哭的是千万小民和后代子孙。当希腊祖先张牙舞爪,光着屁股,初到希腊时,克里特岛已有灿烂辉煌的文明,不但知道用铁,还有高度的艺术成就。然而,只不过两百年光景,克里特人在后起之秀的希腊人征服之下失了踪。五千年前,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的宫殿,现在还在秘鲁荒山中发现,从那些宏丽的建筑上,可看出他们文化程度之高(当印加帝国登报招标盖那么好的房子时,中国人还是野蛮民族,在茹毛饮血哩)。可是他们而今安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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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现象就是一张中国社会的图画,”司神父说,“中国人对作为一个国民,应该尽什么义务,完全没有观念。交通规则在中国,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责,立刻觉得没面子。又譬如说,我今天这样批评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恐怕是生我的气。平时,常常有人说我太骄傲,或者来劝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标准谈论中国人。其实,我很不愿意伤中国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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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有时候,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使你无计可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为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你想,连学术界都只讲面子,不讲理,造成权威和垄断,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讲理?” “当然,有时候,我和中国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有学者会说:‘我不同意你,不过,我现在说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来和你讨论。’然而,能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的,实在没有几个。”
“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且音乐的艺术功能,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发展得很迟。直到十三世纪元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 “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