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著名留美知识分子巫宁坤的“一滴泪”
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于北京时间2019年8月10日下午15:20在美国逝世，享年99岁。
这位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著名知识分子1951年留美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校担任英美文学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被开除公职，送北大荒劳改农场劳动；1962年，巫宁坤前往安徽大学英语专业任教，“文革”期间，巫宁坤被下放到生产队劳动；1974年，巫宁坤被调到安徽师范大学任教。被平反后，巫宁坤返回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1991年退休后定居美国。
晚年的巫宁坤用一句话概括他的三十年：“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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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
巫宁坤1920年生于扬州，1939年至1941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
他和汪曾祺是挚友。1936年在镇江集中军训相识，后来两人在西南联大又碰到了，住在同一个宿舍，每天在一起就形影不离。泡茶馆、写文章、写诗。文章先出来后，彼此都是对方的第一读者，然后投稿给出版社，拿到的稿费两个人一起去文林食堂吃馆子。
汪曾祺和他和巫宁坤在西南联大的老师沈从文
巫宁坤的另一个好友是杜运燮。杜和穆旦、袁可嘉、郑敏等9位在四十年代从事写作的诗人因合出《九叶集》而被评论界称为“九叶诗派”。巫宁坤和杜运燮有段时间一起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住，目的就是可以安静地写诗。杜运燮写诗一天写一本小笔记本。
诗人穆旦与杜运燮
这些西南联大的“文艺青年”们穷并快乐。汪曾祺总是穿着很旧的长袍，穷得有时候没钱吃饭，就躺在床上，不起床了。他们几个和朱德熙，就抱着一本字典去卖掉，一起吃饭。
他们常常一早坐到一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 各自看自己的书， 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茶馆文化成了西南联大的一个特色，学校附近两条街上的十来家大小茶馆， 从早到晚坐满了联大的学生，看书、写作、聊天、玩桥牌。这是他们的自由时光。汪曾祺也是这时开始写作， 他是最早的几篇小说都是那家茶馆里写的。
然后，在名师云集的西南联大，巫宁坤跟吴宓学了一年，吴宓教欧洲文学史，是西南联大外语系的必修课。后来巫宁坤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在西南联大的日子很纯粹，这些朋友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人好，不是后面碰到的势利鬼。他说自己感觉当年也没有学过多少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看书。书是从卞之琳那里借的。这些书反复看，从不懂到半懂，从半懂到懂。
西南联大的师生关系也比较宽泛。师生的接触超出了教课的老师。就像借书这样的事，在师生间很普遍。沈从文、卞之琳并没有教过巫宁坤，但在巫宁坤看来他们都是他当时是很重要的老师。巫宁坤有次接受采访说，“我们并不太关心政治，可是政治关心我们。我们很多时间并不花在课堂上，因为有时候要跑警报，上课也不多。大家现在都讲大师什么的，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周煦良介绍我认识卞之琳，我又拿着周煦良的介绍信去拜访吴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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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回国
1941年7月4日，巫宁坤刚在西南联大读了一年书，陈纳德飞虎队来学校招翻译。当时的美国志愿航空队（简称AVG）有81架飞机，在昆明组成一个大队，陈纳德是大队长。但是整个飞机队没有翻译，公开招考，招了30多个，两架飞机一个翻译都不够。战地服务团就办了第一期翻译班，西南联大外语系报名的有两个人：巫宁坤和杜运燮。对当年飞虎队表现出色的翻译们，宋美龄会奖给他们一块手表。
美国援华志愿队（飞虎队）的部分飞行员
巫宁坤和杜运燮是当时飞虎队机要秘书室的四个翻译中的两个。机要秘书工作是两个：一是把中国方面的情报翻译成英文，交给陈纳德；一个是把陈纳德给中国的汇报翻译成中文，直接送给蒋介石和宋美龄。杜运燮当年12月跟随陆军去了缅甸前线，接替他的是另一位翻译家许渊冲。巫宁坤后来成了随军翻译。
太平洋战争以后，国内飞机也没有，汽油也没有，空军师的飞行人员就被送到美国来学习。这样1943年12月，巫宁坤也随同来到美国，在飞机上帮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当翻译。战争结束后，巫宁坤第一个辞职，就地复员，接着念书。因为他在西南联大已经有学分了，留美在曼彻斯特学院继续学习一年多，1948年拿到了学士学位，接着又到芝加哥大学学了一年多，拿了硕士学位。
1950年10月，留美学生归国途中在船上合影
1951年夏天，巫宁坤作为芝加哥大学英美文学系博士候选人，正在写博士论文，收到了燕京大学西语系电，邀请他回到新中国，帮助祖国的英语教学工作。巫宁坤有次回忆说：“那时候出去留学的人都想到自己要回来，不像后来到了美国就赖着不走了。我们都是知道要回去的。”中国的亲友不断来信劝巫宁坤回去，“我妹妹就是一个。巴金的夫人萧珊是我西南联大的同学，也来信叫我回去，叫我不要当‘白俄’，说得很严重啊。他们就是我最相信的人。”
最终巫宁坤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他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芝加哥大学的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来送行话别。照相留念之后，巫宁坤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为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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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
巫宁坤到燕京大学不到一年，就被调去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当翻译，和卞之琳、朱光潜、钱锺书、李赋宁这些前辈一起工作。巫宁坤回忆说：“我那时候有情绪，觉得让我翻译这东西不是在浪费我的生命吗？钱钟书当时是资格老一些的教授，跟我一样要搭交通车去上班。他当时提醒我不要出声。”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巫宁坤被调到南开大学教书。他是唯一一个四十岁以下的教授，除了教授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和中译英课程以外，他翻译了《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白求恩大夫的故事》等作品。当时，政治运动已经在学校展开，巫宁坤在教学方面的成功被谴责为表现自己、损害同仁。他在美国的经历甚至回国的初衷都受到了质疑。
莎士比亚更是巫宁坤一生挚爱，他归国后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的《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受难时莎翁更是他的精神支柱，“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饥饿寒冷一阵阵袭来，我的耳边便会响起莎士比亚剧中凯撒大帝的声音：我来了，我胜了，我要征服你们”。
五年后，他被划为“极右分子”，送至北大荒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他对漫长的改造没有心理准备，只随身携带了两本书《杜甫诗选》和《哈姆雷特》。1960年在农场期间因食物短缺，大家纷纷陷入浮肿，巫宁坤的妻舅送来高价买的一包烙饼。和巫宁坤同屋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当时浮肿不堪了，用柳公权字体给他写了一张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巫宁坤趁别人不注意时，悄悄地递给老刘一张烙饼。但不久学者即逝去，尸体是巫宁坤负责掩埋。
这期间妻子李怡楷从安徽到天津母亲家，再到农场来见到巫宁坤，根本就认不出他。眼看着他已在死亡边缘，李怡楷搭车去北京，找巫宁坤原单位的校长。校长当然是尽量推搪，但她顽固地陈述、求情，终于使校长的硬心肠回软，答应处理此事。她回天津后，又带着儿子去探巫宁坤。探视室的人认出她，说她两天前刚探过，不准再探。她又是陈述、求情，终于又打动对方，准允探监。第二天，她又带女儿来探监，再次陈述、求情，探视室的人又被打动，但要她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来。
在李怡楷努力下，1961年巫宁坤一度病危被“保外就医”，一年后被调往安徽大学英语专业任教。“文革”期间，他再次被批判，同时全家流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巫宁坤说：“许多人碰到一件事情，挨整了，觉得冤枉得不得了：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整到我？我的想法恰恰相反：为什么不能整我？而整别人？起初我还在怀疑自己，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在追求进步。”
巫宁坤回忆那段人生恶梦般的岁月时说，是他在“飞虎队”担任空军翻译那时候打下的身体底子让他抗过了那些时间，他当时常常想到杜甫、莎士比亚和狄伦．托玛斯。他特别引用并翻译了托玛斯《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的诗句：
当筋疲腱松时在拉肢刑架上挣扎，虽然绑在刑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4
平反
1979年，历经磨难的巫宁坤终于得以摘掉“右派”的帽子，从安徽芜湖回到国际关系学院担任英文系教授。他意外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大为激动，专程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这位贵为国宾的老同学。二人时隔28年重逢，物是人非。
改革开放以后，巫宁坤应朋友的邀请开始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1980年，《世界文学》杂志请他翻译了菲茨杰拉德的著名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找我，因为我是受批判的人，刚刚平反。《世界文学》限我两三个月交稿，当我是翻译机器似的。五十年代我也翻译过一些东西，都是人家要我翻译的，我自己没有做翻译家的愿望，也没有翻译家的本领。”巫宁坤曾回忆说。
后来，诗人袁可嘉要编《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邀请他翻译狄兰·托马斯的诗歌，其诗歌晦涩难懂，可他锥心泣血的诗篇曾经伴随巫宁坤走过了灵魂受难的漫长岁月，于是便翻译了其中五首。其中就包括那首被后辈著名翻译家黄灿然先生推崇备至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
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迸发出闪电，他们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善良的人，当最后一浪过去，高呼他们脆弱的善行
可能曾会多么光辉地在绿色的海湾里舞蹈，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过翱翔的太阳，
懂得，但为时太晚，他们使太阳在途中悲伤，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严肃的人，接近死亡，用炫目的视觉看出
失明的眼睛可以像流星一样闪耀欢欣，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您啊，我的父亲．在那悲哀的高处．
现在用您的热泪诅咒我，祝福我吧．我求您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沧海一滴泪心底无限情
1980年10月，听说社科院外文所主办的“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将召开成立大会，巫宁坤向学院院长请示可否参加，院长打电话给外文所所长冯至。冯至回答说：“我们不知道宁坤还活着。”巫宁坤不仅出席了这场会议，还做了一番临时发言，发言使得全场轰动，好多人和他握手，说他讲得好。
巫宁坤晚年还著有回忆录《一滴泪》、散文集《孤琴》等。他说，“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串着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