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鱼洲清华五七农场的少年往事--记住那个叫"五点半"的沧桑之地

◎ 朱思泽

我少年时曾经在南昌鄱阳湖边一个叫鲤鱼洲的地方生活过，有过一段奇特而难忘的经历。那是1969年10月，我这个刚满十二岁的孩子，跟着父母和七十多岁的奶奶，拉上幼小的弟弟妹妹，全家走上了“五七”道路，从北京的清华大学来到了位于江西的清华“五七”试验农场，当起了小“老表”。

出发

离开北京的心情，被清华西院里钉木箱的声音击碎，也不知那些大大的木箱会把家里的什么东西装走，只知道奶奶和我养的那几只芦花鸡，是不会和我们家一起去远方了。在我的心里，江西是个很远很热的地方，也是一个很近很亲的地方，因为妈妈已经作为清华第一批赴江西鲤鱼洲试验农场的人在那里了，分别五个月了，我就要见到妈妈了。

翌日清晨，从北京站驶向南昌方面的火车轮声，把我所有的心事覆盖。窗外的景色如同电影般地从眼前晃过，仿佛要把我带入另一个世界，我久久地盯着车窗外……

这是一趟装满清华教职工、家属和孩子的专列，我们一路向南开了很久，在上海站停留不走了，允许我们在南京路上晃荡玩耍一天之后，火车再继续向南昌前进。我在上海街头品尝到一碗阳春面里，汤里的细面条、鲜酱油、小葱花，已经满是江南的味道了。

10月29日夜里，南昌火车站外，排了好长好长的清华农场来接站的卡车队伍。我的小脑袋瓜，不停地向上伸着，向后面的车队长龙眺望。黑黑的夜晚，亮亮的车灯，颠簸的土路，星光闪闪的天空，耳边是隆隆的马达声，默默坐在车里的人，让我幼小的心第一次感到了家在何方的迷茫。好在，妈妈就在不远的前方！

两个半小时后，我终于可以从卡车上跳下，在位于南昌东部的鲤鱼洲大地上着陆了。我们在鲤鱼洲的家，居然是两家人同居的一间不大的土坯草房里。一个大通铺上，不管是老老少少，还是男男女女，大家拉上布帘凑合着住。到了如此地方，人人似乎都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

终于见到我妈妈了，太高兴了！可是她脸黑黑的，和印象中的妈妈不太像。后来我知道，那是因为鲤鱼洲的太阳毒呀，把美丽的妈妈搞得黑不溜秋的。其实，后来我们的脸比妈妈还要黑。脸不黑，怎么能成为小“五七”战士？

到达

刚到鲤鱼洲的头几天，我老是感觉眼前的所有东西都在动，那是连续几天坐火车看火车窗外太久了吧？等到头不晕了，眼前不晃了，我才弄清楚我们居住的地方叫“五点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清华鲤鱼洲五七农场总体上称为团，设有团部，下面以连为建制，将清华各系改称为各连，一个连为一个点。我们住在五连与六连之间，所以称为“五点半”。我妈工作的农场医院就位于这个地方。

“五点半”一排排土坯房的后面，就是鄱阳湖边那长长高高的大堤了。登上大堤，两边都是万顷一碧，苍茫一片。一边是宽广无垠的湖面，几只船儿在眼皮底下到地平线之间移动着，偶尔也会有一头江猪（其实我们也不知那是什么东西）在水面忽忽悠悠地浮现。大堤的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清华大学五七农场的稻田。天尽头处，据说是归北京大学五七农场和江西建设兵团九团分别管理的地方。

多少年过去了，心中总是有一个愿望，做一名专治血吸虫的医生，彻底除掉盘踞在鲤鱼洲的血吸虫瘟神。谁能够想到，在鲤鱼洲如此肥沃的土地、美好的水乡，居然有血吸虫的存在。据说，当时清华、北大两个学校“革委会”的头头们，有意让清华北大的教师们来到这个地方，除了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另一个目的是让教职员工们接受血吸虫的“再教育”。

为了防止血吸虫钻进身体，大人们每天下水田前都要往腿上抹一种叫“二丁酯”的乳白色液体，让它形成一层保护膜。我们这些小孩也学着大人的模样，往腿上涂抹，然后跟着大人们下地插秧、锄草、收割。

鲤鱼洲

鲤鱼洲属于江南，一年可以种三季稻。最后一季稻我们都懒得再插秧了，就站在水田边，直接把秧苗往田里乱扔一气，任其自然生长。这是很爽的事，但是，让人揪心的消息也没有断过，得血吸虫病的大人，一个接着一个，后来我妈妈也得了。所有得此病的人都到南昌住院打一种叫“锑剂”的药，要连续打好几十针。这种药打入人的身体后，人的心脏会受不了，快速急跳，对身体很是不好。不知得病的妈妈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多少年过去了，总是梦见鄱阳湖边长满大树，为鲤鱼洲这片热土遮挡阳光和风雨。当年的鲤鱼洲，除了烈日，就是下雨。我一个小屁孩喜欢在雨中疯跑，让脚下的烂泥漫过脚面，再挣脱而出，继续向前。如今想来，那一步步地跑，一步步地癫，是不让父母的沉闷感在自己的心头存在与蔓延？还是让老天洗刷去那些大字报上的点点墨迹？都不是，只是一个孩子的疯跑而已。

鲤鱼洲的腥风怪雨总是有的，不知爸爸在他那个四连里说了什么话（妈妈后来告诉我，爸爸只不过在私下说了一句：这地方待不过两年。事实证明：教高等数学的老爸说的话相当准），被人揭发后当众狠狠批判了一场。我幼小的心灵深处，不懂那是为什么，只懂得那是生我养我的父母。父亲插秧累弯了腰，弓着身子从“四点”走回我们“五点半”家的样子，永远定格在我的鲤鱼洲记忆里。

后来的一天，1970年8月7日，鲤鱼洲下了一场大暴雨，清华野史称为“八七”风暴，狂风大作，大雨瓢泼，房屋歪斜，险情不断。我躲在床上的蚊帐里，听着大风大雨的嚎叫，突然想起了小人书上高尔基的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多少年过去了，我似乎仍守着那座鄱阳湖大堤，天真无邪地望着湖内外的天地。在鲤鱼洲的岁月里，大人们没日没夜地干农活和搞运动，风里雨里的革命斗争、泥里浆里的下田劳作，让我们的那些伯伯、爷爷——清华的老教授们，一个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草绳系腰，赤脚行走，没了半点斯文，只有沾满泥浆的眼镜后面的双眼，还是那么善良。

他们最喜欢听我们叫一声伯伯、爷爷。是呀，那时孩子的亲切呼唤，是最珍贵的！但我们这些孩子还是以玩耍为主业。白天，我们会爬上大堤，在高处躺下，然后从大堤的斜坡上一滚而下，在天地旋转当中，身体有时会压到一块石头，疼痛一下；会压到一条草蛇，惊吓一下。晚上，我们会潜到大堤上，看看湖面上有没有阶级敌人放信号弹，因为毛主席说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真的有一晚，看到了冉冉升起的信号弹，让我们大吃一惊！后来才搞明白了，那是斜对面那个地方的建设兵团在搞演习。

大堤上还住过一户当地渔民。那天他们的草屋失火了，我们跟着大人们跑上大堤去救火。我看到他家屋前地上放着一个脸盆，我连忙把盆里的东西倒掉，准备到湖里打水，那家的一个男人拦下我，痛苦无奈地告诉我，我倒掉的是他们仅有的一点食油。嗨！这无情的火呀火，这倒霉的油呀油！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们一家。

在我们住的“五点半”到机务连的那段大堤上，北大农场的车曾经翻下大堤死了人。那是1970年12月5日，天气冷了，又连续多日下雨，大堤上泥泞不堪，既坑坑洼洼，又滑滑溜溜，汽车在大堤上根本开不动，但北大农场七连中文系的师生非要冒雨乘坐三辆卡车去井冈山学习。他们早上从北大农场出发，中午才走到我们清华农场“五点半”这里。我们清华的大人们请他们吃的饭，曾劝他们不要再向前走了，他们不听，叫来履带式拖拉机拉着卡车继续前进。结果，车队再往前走了不远，第一辆卡车就翻滚下了大堤，当场压死了车上的一名老师和一个工农兵学员，还有多人受伤。那些活着的北大师生们的哭声，传了老远老远。

多少年过去了，我是多么愿意听我妹妹再说一句：“就是我吧哈”。在鲤鱼洲的那段日子，我妹妹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大热天，穿着小背心，无忧无虑地跟在我奶奶身旁玩耍。她那时每次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不是革命语录，总是“就是我吧哈”。

可爱漂亮的小妹，给那种环境中的父母带来了多少快乐，难得的快乐呀！对于鲤鱼洲的那些烈日、暴雨、咸菜头、萝卜汤，以及那些茅草房、土坯房、高音喇叭、累活苦活，那些血吸坏虫，如今我也会说：“就是我吧哈，无所谓了哈。”

妹妹现在美国，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她还记得当年她那句口头禅吗？是否说给她的孩子们听过？也再说给我这个大哥听听？“就是我吧哈。”“我吧哈。”是呀，一切似乎都可以在哈哈一笑中“哈哈”了，一切似乎也不可能在哈哈一笑中“哈哈”了。

奶奶

多少年过去了，总是记得鄱阳湖边那离别的泪水。七十多岁的奶奶和我们一起来到这艰苦的鲤鱼洲，待了一年多之后，她要回江苏宜兴老家了。大堤码头上，全家人去送奶奶，我止不住的流泪。我从小就是奶奶带大的，我和奶奶最亲。奶奶对我最好，小时候，在北京清华家里，她为了让我多吃点，总是把饭锅给我，让我用勺子去刮锅里的最后一点锅巴；我不愿意上幼儿园，每次奶奶送我去，常常是我在幼儿园里哭，奶奶在外面流泪。奶奶很会做饭烧菜，到了鲤鱼洲，全家人吃食堂了，奶奶仍然想方设法给我们做些吃的。一次，奶奶做了米酒给我们吃，也给隔壁的王老师家送去了一碗。但后来听说他家里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说，她家是北方人，没有见过米酒，也没听懂我奶奶的南方话，不知道碗里是什么。她妈妈闻了半天说：老奶奶怎么给咱们送来一碗馊米粥呀。就没敢给她们姐弟吃。第二天她妈妈和连里的其他老师说起此事，才知道那是米酒。

奶奶要回老家了，她从农场的小店里扯上几尺“老表”布，准备带走。“老表”布，是当地作坊生产的一种如同麻袋片似的再生布，是鲤鱼洲的大人们下田时，披在身上防止烈日暴晒用的。如此粗糙的布，不知奶奶要带给老家的谁。我要是这块布多好，跟着奶奶去远方。清华农场2号船旁，奶奶见我流泪，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话，我只记住了一句老话：男儿有泪不轻弹。是呀，我这个小男儿在鲤鱼洲头，哭过吗，仅此一次而已。

学校

多少年过去了，我是多么希望在鲤鱼洲的广阔天地里再上一堂体育课。离开北京时，我正在清华附小上六年级。到了鲤鱼洲，清华农场为我们这些子弟办起了“五七”学校，教师全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所以我们这些人自小就是很厉害的，从小学六年级到中学初一的所有课程，都是清华教授亲自来教的。记得那时数学课教的因式分解，老师讲得非常透彻。后来回到北京，清华附中的数学老师都认为我的因式分解学得最好，让我当了班里的数学课代表。此外，那时农场还请了一个岁数很大、操着浓重南方口音的老人教我们英语，当然都是些“东方红”、“毛主席万岁”的词。说来说去，有没有口音，其实不重要，能够说出那个音、发出那个声来就行。

我最愿意上的还是体育课，六年级时，我们在农场“五点半”学校跟着一个体育老师学体操，我们自己立起了单杠和双杠，没事儿就在上面吊着，还不时靠着墙倒立、拿大顶，找个平地练个侧空翻。初中时，我们就离开父母，集中在农场的“五七”中学上学了。中学时，清华的一位举重健将和一位足球健将先后给我们上过体育课。那个举重健将姓林，个子不高，浑身的腱子肉，可惜我没有跟他好好练练，否则，我后来去延庆插队，应该是一个特棒的劳力；那个足球健将乒乓球打得也不错，他横握球拍，我的乒乓球技术在他的指导下，也有了些提高。

“五七”中学的同学，男女分开住，各挤在一间大屋的一个大通铺上。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紧张时，半夜三更，同学们被一阵紧急集合的哨声惊醒，赶紧叠被子，打背包，跑出屋子列队出发，在茫茫的夜里拉练；农忙时，大家集体出动在大田里干活，天真的我们不知什么是累，只感觉身上稻子的味道越来越浓了；闲了时，几个同学结伴去不远处的天子庙，到那里的小店买点儿笔和零食；恼了时，男同学们也曾经和“五七”中学西边那块地方的江西建设兵团九团的小知青们狠狠打了一架。

当年，解放军向清华大学派了不少军代表，称之为军宣队。“五七”中学的军代表是个海军，叫张东昌。他组织“五七”中学的师生坐清华农场的卡车去井冈山革命圣地参观，听黄洋界的炮声；乘清华农场的2号船到九江，再从九江徒步攀登庐山，看含鄱口的风云；背起背包走路拉练到南昌县的塘南，了解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在塘南大屠杀村民的历史；还坐车前往江西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新的革命教育方式。那些活动，那些日子，那些课程，那些劳动……宛如昨天。那些同学，那些容貌，王慕芳、吴晓、吴红、刘俊、王恒、凌歌、耿之轩、张平、靳清秀、楼宇才、冷安立、张乃庄、朱险峰、孙立谦……一个个与我同年级的同学，都在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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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学校要求同学之间搞“一帮一，一对红”，我似乎和王慕芳搞过“一帮一，一对红”，谁叫我是清华教师子弟，人家是清华工人子弟呢，我理所应当是要被帮助的，否则我如何能够红得起来？尽管1971年10月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农场撤销（据说，是周总理听说清华北大教师生活在江西血吸虫区，有了指示），我们全家从南昌回到了北京，那短短一两年的同学情谊，也是终生难忘的。只是有些同学已经四十多年没有再见过面了，想呀！

如今，也许我不会再说农场式的“三句半”，也不会说一句南昌当地的话，但我仍是那个小“五七”战士，也永远是半个江西老表（老乡）。鲤鱼洲的少年时期，我们经常上台演出一些自编自演的“三句半”节目，通常是别人说前三句，我说剩下的“半句”，从打谷场、大食堂，一直说到了清华农场广播里。我们还排演京剧《沙家浜》中“坚守芦苇荡”那场戏，我演那个昏过去的小战士，也算是光荣地当了一次“十八棵青松”。是呀！在那个年头跟着父母去过“五七”干校，当然是小“五七”战士了，也称得上是红色年代的松树苗儿。

不知也不管父辈们对“五七”干校怎么看，怎么想，反正，我的鲤鱼洲头，我的清华农场，在我的岁月长河里，流不尽的是感慨与沧桑，抹不去的是踪影与痕迹。这里没有什么荣誉，没有什么辉煌，但那些记忆，那些往事，那些磨难，那些风雨，那些伤痕痛苦，那些无畏精神，给了我从少年走向成熟的力量，我的皮肤里永远渗透着鲤鱼洲太阳的光芒。我是幸福安康的，我的血液里没有带走一条可恶的血吸虫。我是不断收获的，我从鲤鱼洲带走了伴随我一生的一季又一季江南稻花香。

总是想念奶奶在鲤鱼洲时给我做的米酒酿，有了那点儿甜，还怕什么大苦存在吗？苦中寻乐，苦尽甜来，人生不过如此！我会继续用心缠绕那如风的少年往事。